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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宪法解释，是包含在法院所进行的合宪性解释之中的法律方法或司法技艺，其在功能上辅助了法律解释和个案判决的作出，但并不会导致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整体上的、一般性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

在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法院运用正当程序对行政规制的审查不取决于制定法甚至宪法是否有相关规定，其依赖的是自己创造的联邦普通法。这实际上意味着起草部门可不受这些程序的约束，对于从这些程序中产生的意见，其完全具有自由裁量权。

(3)(2)2011年生乳标准事件。例如，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制权力往往受到《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和《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法》等法律确立的程序控制约束。根据听证会上获得的建议对议案进行修正后，美国高速公路管理局仍必须将其公布并允许公众评论以满足法律规定通告和评论之要求。(26)在今天，人们对法治经济有了更深的理解，除平等、自由(权利)和公平之外，还包括对经济人和政府的约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具体行政规制决定(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效力刚性也令人怀疑。

《行政许可法》第19条规定的许可设定影响说明制度仅仅针对的是行政许可设定而言，并没有普及到其他规制行为，如标准的制定、信息披露的强制要求等。这里不妨先例举我国有关行政规制的三个典型事件。[10] 严格来讲，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所依照的法律基准并不限于宪法。

[22]  前引5，苏永钦书，第84页。就某个宪法条款而言，无论是否已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之解释，都不妨碍个案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宪法解释权没有被授予审判机关，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授予全国人大。参见【法】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载【美】路易斯·亨金 著，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主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2页。

不过，郑磊副教授提议的概念表述方式尚未获得一致接受。[14]这一要求的提出可以导致审查程序的启动，而审查结果可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规范性文件违宪的决定、或者该规范性文件被原制定机关修改。

黄卉副教授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至多是最高的、最终的解释权，显然也在质疑其作为唯一的解释权的属性。但是法院即便在合宪性解释中发现或确认法律的违宪属性，也受限于其在宪法秩序中的地位，不能对这一违宪属性作出一般性地认定和相应处分（尤其是撤销这样的严重处分）。参见前引20. [44] 也就是说，严格区分解释与理解，恐怕是当前概念混乱状况的根源。这一论断并不能让人十分满意，因为我国宪法文本中多处采用宪法、法律这种并列式的表达，而第126条转而仅列举法律，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针对我国法律体系的位阶与统一性作了一系列规定：一方面再次确认了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8]。除了这种抽象式的审查请求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所有下级法院均不能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直接依据宪法而质疑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或者作出任何形式的违宪裁决、撤销裁决。黄卉副教授在《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一文中倾注了大量笔墨探讨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讨论宪法监督或宪法实施的文章大多数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宪法解释这个概念（如所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解释权），而有关合宪性解释的讨论——尤其就宪法对司法机关的影响方式而言——则主要属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

但是，由于宪法实施从来都是一个不受质疑的议题，所以在违宪审查之外寻求某种让宪法得以实施的方式就是颇有意义的。如果法官借助体系解释的方法，将被认为属于宪法价值的要素纳入到对某部门法的原则条款——例如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条款——的解释中，[25]而在外观上却不明示地援引或分析宪法文本，反而如同常规的体系解释一样，那么这种解释至多算是一种对该部门法原则条款的扩大解释或限缩解释，却难以被确证为合宪性解释，或者只是学者们将其勉强视作依宪法而作出的解释而已。

上述两种观点看似南辕北辙，但在一个关键点上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是专属性的，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染指宪法解释之作业。不论我们将法官对宪法文本的具体操作方式称之为理解宪法、分析宪法、开展宪法、援引宪法、还是贯彻宪法，这都只是用语上的差别，其本质都是对宪法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后续向法律规范注入实质内容的前提。

[32] 作为法律方法的宪法解释是司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这是由司法权的本质所决定，因此宪法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一种可供单独且垄断配置的权力。笔者完全赞同合宪性解释有助于促进宪法实施，但必须指出的是，以否认合宪性解释中必然包含的宪法解释的方式来论证该方法与现有体制的相容性是不必要的，也是违背司法过程的本义的。我们可以说合宪性解释当中不存在宪法的个案适用，因为宪法规范没有与案件事实形成直接的函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法院没有行使违宪审查权。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仍只能说，对于法律解释这个概念的使用方式可能无意中导致了压抑司法过程中的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效果，但是，我国宪法第67条第1项是否有意识地将宪法解释这一权力专属性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呢？也就是说，宪法第67条第1项是否具有从司法过程中排除宪法解释的效果？这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宪法解释究竟是一种但凡遵守宪法的主体都必然运用的认知方法还是某种只能为单一主体所垄断的权力？第二，如果宪法解释权可以被单一主体所垄断，那么我国宪法是否选择了这一方案？[45]（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前者，第二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张志铭教授指出，对法律解释权的垄断在中外历史上有很长的渊源，以欧陆法律传统而言，这是对司法机关一以贯之的不信任的表现。[34]她首先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指出，既然该条文中的法律应当作广义理解，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当指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规范。这样一个悖论既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合宪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之功能的讨论。

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和法典化时代对于法律概念体系封闭性与完整性的自信有关，以至于认为立法机关足以应付为数不多的法律解释之请求。如果说一般法律适用的过程是目光往返流转于规范与事实之间，那么此时的比对过程就是目光往返流转于宪法规范与法律解释方案之间，最终做出的选择是以解释宪法为前提的，或者说选择的过程就是对宪法进行解释的过程。

这一份指导意见至少对北京市的各级法院有实际约束力。由此可知，特定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所能分配的，仅仅是在合宪性解释无法作成的情况下宣告法律违宪并作出相应处分的权力，而不是在合宪性解释的操作过程中必然会运用到的宪法解释。

显而易见，全国人大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监督当依据宪法[10]而为之，因此必然以理解宪法规范为前提，但似乎这并不妨碍我们不认为全国人大在解释宪法或拥有宪法解释权。但本文认为，所谓扔侏儒的行为侵犯了人的尊严已经构成对人的尊严条款的解释。

其三，宪法的特殊性使得其实施方式与一般法律有所不同，宪法规范在合宪性解释的过程中被函摄于法律规范即属于宪法所独有的一种实施方式，这在客观上也缓和了中国宪法难于实施的困境。（二）合宪性解释在中国的前途 由此可知，合宪性解释在现行体制下的可接受性并不必以否认法官解释宪法的权力为前提。在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良好的地方，有权机关与无权机关的区别仅在于，当发现无从避免法律解释与宪法规范之冲突的时候，前者可以做出违宪裁决，而后者必须将违宪之疑虑提交至前者予以裁决。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想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合宪性解释是必然有一定的位置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对宪法解释权作两重理解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实现宪法解释权与违宪宣告权（包括作出相应处分的权力）在制度上的分离，而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就提供了这样一套解决方案。[18]合宪性解释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才可能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首先，合宪性解释寻求法律合宪的结论，这与法官不能宣布法律违宪的现实处境是符合的。

参见前引14. [31] 郑磊副教授认为，合宪性限定解释（即专门审查机关的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法律解释（普通法院的合宪性解释）之间存在四大差别，即解释主体不同、程序不同（实为操作场景不同）、关联程序不同和解释结论之效力不同。司法过程中的宪法解释不可回避，但这种解释又明显区别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抽象方式发布的宪法解释。

[27]鉴于此时已经完成了纯粹意义上的法律解释，那么剩下的比对解释方案与宪法规范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解释宪法。也就是说，某种具有立法性质的行为所制定的权威文件被冠之以法律解释（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之名很可能是一个历史误会，其本意是立法者授权法律适用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创设具体的、普遍适用的规则，但附带效果却是，很多人由此认为个案适用中的法律解释不是解释、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并建议纠正洛阳中院的违法行为，并对相关人员作出处分。前引1，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450页。[16] 河南洛阳种子案是2003年由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一桩合同纠纷案件。[7] 一般认为，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有着不同的含义。

对法律解释的结果要用某种恰当的方式、正当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由于更能实现实时宪法的目的是一个很宽泛的表述（黄卉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不难的。

这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即如何证明法官确实进行过法的理、而不是恣意地作出判决？强调法的理解之独立性的论者大多同意理解并不为法官所独有，那么个案中的当事人各自的理解又如何被法官所回应、接纳或驳回？如果不是因为法官拥有在文本中对法规范含义进行分析、推演、归纳的固有权力（及司法权），又如何实现法的适用和个案的裁判呢？可见，司法过程的本质要求理解不可能是纯粹思维存在，也要包含表述出来的、可见的论辩和论证，这恰恰说明解释·理解的二分法是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的。宪法解释权之所以会被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也是立法机关——来行使，其隐含的理念是，立法才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形式（如果不是唯一形式的话），而立法者也最清楚宪法的含义，因此由立法者来充当宪法解释者就能够与宪法实施的模式保持最大程度的一致性。

[29]对于中国法院而言，其处境之尴尬表现在，若冲突不可避免，则需要将已然有所考量的宪法重新抽离出司法过程，并最终依照内心曾经强烈怀疑为违宪的法律作出裁判——他既不能向有关机关提请解释、[30]也不能自行决定排除违宪法律之适用、更不能宣告法律违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第126条所使用的广义的法律概念是否包含了宪法？或者说，在宪法没有被该条文明确列举的情况下，审判活动中是否就禁止援引或解释宪法了？如果宪法被禁止进入到审判过程中，那么根据前文的论述，合宪性解释就不能为法官所用。